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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的都市文学

发布时间:2017-10-12 10:50来源:网络

   摘要: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为中国现代文坛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观察叙述视角,使都市由表现客体转化为审美主体。新感觉派以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写出了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新文学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凭借现代主义技法和都市经验创作出的奇异、炫动的都市文学作品,为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都市文学;新感觉派;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0)11-0000-02
  
  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产生于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现代主义流派,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他们自觉运用现代主义和新感觉主义的技巧,从现代都市生活切入,反映都市的物质文明、享乐主义及都市人扭曲畸形的心理特征,在小说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革新,并取得了卓异的成就。文章着重分析新感觉派小说对都市文学的独特贡献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都市与都市文学
  19世纪末人类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城市生活显现出重要地位。在西方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都市也在屈辱和磨难中成长,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上海。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用炮火轰开了上海的大门,在外来文明的强压下,上海畸形地成长为世界第五大国际大都会。至此,上海传统的宗法制和封闭性被打破,社会结构和心理机制明显变异,独特而混杂的都市文化空间形成了。但中国的文人素爱恬淡、纯净的乡村田园,文学表现的仍是乡村的况味和传统士大夫的情结。鲁迅曾说:“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村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1]如果说20年代前期中国没有“都会诗人”,那么茅盾的《子夜》、楼适夷的《上海狂舞曲》等作品的问世就改变了这种状况,而新感觉派作品的出现,更是以其奇异、绚烂的姿态引得人们的注目,就像一只破茧新生的蝶,舞得鲜活、媚饶,使得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以前所未有的,真正令人震撼的面貌登上了文学的舞台。
  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和“都市”有着不解之缘,都市是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土壤,该派小说中的人物都与都市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小说的场景也涉及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叙述着都市人在都市的种种生活体验和感受。
  二、新感觉派的现代都市意识
  要凸显都市主题,刻画都市精髓,就必须要有现代都市意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意识的产生要有一定的依据和基础。现代都市意识的产生需要有适宜的都市环境。
  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们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人。刘呐鸥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市的一个大家族,又在日本成长,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穆时英幼年即随父到了上海,在上海念完中学和大学,并一直在上海生活,接受的是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施蛰存幼年辗转于杭州、苏州,17岁到上海大学、震旦大学求学,和刘呐鸥、杜衡、戴望舒同学。都市身份和经历给了这个流派形成和发展的契机,可以说,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一个作家群。
  现代都市意识产生和发展的另一个直接动因,来自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刘呐鸥编辑《无轨列车》、《新文艺》等刊物,积极绍介西方理论书籍和作品,还做过法国新感觉主义代表作家保尔・穆杭的专栏,可以说,刘呐鸥是中国具有现代都市意识的第一人。穆时英也受到日本和法国的文艺理论的影响,施蛰存更是受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
  对新感觉派都市意识的形成影响较大的还有日本新感觉派的“都会主义文学”。严家炎先生认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2]“新感觉派”一词就是出自日本文艺批评家千叶龟雄对《文艺时代》周围的一批作家创作特色的概括与评论。中国新感觉派虽在文学理念和艺术手法上都受到了日本新感觉派的影响,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作家的个体生活经验、审美追求等还是给了他们相应的制约力,这就使得中国的新感觉派小说无论是在表现手法上还是在作品的内容上都有了相应突破,展现了“中国化”新感觉派的独特艺术魅力。
  三、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书写
  都市是新感觉派小说的审美主体和主要背景。不管是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还是穆时英的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甚至施蛰存的小说集《梅雨之夕》,其最突出、最集中的内容都是病态的都市文明的展览。新感觉派通过对“都市风景线”的逼真描绘,从不同角度传达揭示了上海这一现代都市作为“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性质。
  刘呐鸥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对都市洋场感性、喧嚣特质的描摹及对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的否定。他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里面的八篇小说都聚焦在都市风景系列上,每篇都有一处上海都市生活的熟悉场所――舞厅(“操戈宫”)、高速行驶的火车、电影院、一条街和一家花店,跑马场的看台和永安百货公司等等。”[3]《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已经欲望化、商品化的结果。主人公H•T先生和时髦女郎间展开的那场闪电式爱情中,已经找不到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约束力量,只剩下对放纵的感官享受的本能追求。刘呐鸥的都市小说中,感官欲望的膨胀引人注目,男女的遇合只求感官满足,不需儿女情长,灵肉一致的传统模式被剥离和颠覆。《方程式》中Y先生把寻找性伙伴当做人生第一要义,半个月谈三次恋爱,认识一个女人仅两天就能结婚。《风景》中然青和一位都市女郎在火车上一见如故,中途下车到荒野野合,然后各奔东西。《残留》中的霞玲在丈夫死去的当天就另觅新欢,在外国水手的强暴中不但不感到羞辱,甚至还有感官满足。作品中商品化、欲望化的都市生活揭示着狂乱奢靡的都市文化特性。但刘呐鸥的作品,“几乎不写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人心中的遗憾,写不出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扑面而来的西洋文化的强烈发差,以及这种发差造成的灵魂的分裂和痛苦。”[4]他小说中的上海人因缺少与传统文化的碰撞,而显不出与异国都市人有什么不同。
  穆时英被称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小说集《公墓》和《白金的女体塑像》确立了他在新感觉派中的地位。“新创作《公墓》和《白金的女体塑像》两集中的作品时,他大量采用感觉主义、印象主义方法,写上海社会中的形形色色,人物尤以舞场剧院男女为多。给当时文坛造成了一种描写都市爱情生活的甜腻而又轻飘飘的‘海派文学’或者‘洋场文学’的风气。”[5]穆时英的小说主要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观察。一类是带有“水浒风”的以《黑旋风》和《咱们的世界》等为代表的小说,描写的是都市中的底层流氓无产者对钱权与法律的蔑视和反抗,具有质朴的正义性和野蛮的破坏性。另一类则主要描写奢华、狂乱、淫靡的都市生活和虚妄、焦躁的都市人生。《夜总会里的五个人》和《上海的狐步舞》是他最具都会特色的都市小说,小说展现都市生活的同时也揭示了现代都市的二重性。杜衡在谈到穆时英的创作时说:“中国是有都市而没有描写都市的文字,这方面刘呐鸥算是开了个端,但是他没有好好继续下去,而且他作品还有着‘非中国’即‘非现实’的缺点,能够避免这种缺点而继续努力的正是时英。”[6]穆时英的都市小说充斥着孤独、寂寞的都市情绪,都市空间充满了世纪末的焦虑、压抑,对自身的怀疑和精神分裂等。已接近西方现代派的哲学层面。
  施蛰存在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要远远胜于刘呐鸥和穆时英,所以,施蛰存用现代手法写都市生活较之刘呐鸥和穆时英,就少了他二人的急迫和浮躁,格调是安详而明净的,写得玄而不晦,怪而能雅。他的古典文学修养、自敛沉敏的性格、感伤气质和“薄暮情调”都使得他并不正面描写快节奏的奢靡狂乱的都市生活,相反,他较注重都市对人心灵的影响及都市人的心理特征,侧重对都市人性深秘处的探索和剖析。施蛰存热衷于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观察人物心灵深处的隐秘心理,尤其是对性心理的揭示。他的作品大多展示都市人两性相吸过程中产生的苦闷,笔端流出感伤幽远的情绪。《春阳》和《梅雨之夕》都是通过人物隐秘的心理波动写出了传统和现代两种文化观念在都市人心中撞击而生的心理漩涡。具有“聊斋风”的《夜叉》和《魔道》等几篇作品,通过怪异、荒诞的幻觉来刻画人物的变态心理,揭示了都市人深重的危机感和精神创伤。他还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分析古代名将、高僧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的心理特征,创作的《将军的头》、《鸠摩罗什》、《石秀之恋》等小说写出了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与调和,揭示了人的双重人格,具有较为深刻的人性意义。《名片》、《新生活》、《牛奶》等小说,现实意义增强,或讽刺政府等机构的等级制度,或揭露城市中小人物拼命往上爬的可悲心理等,揭示了都市人扭曲、畸形的心理状态。施蛰存对都市人物文化心理的分析中已经带有了一种社会批判意识和一种接近于哲学寻源的精神意向。
  四、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地位
  新感觉派作家们以生动传神的笔触细致描摹了现代都市生活和都市人性所表现出的都市主题,其文学价值意义和局限性都较为明显。
  一方面,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展开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都市叙事。“以前住在上海一样的大都市,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矛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带着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而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7]他们的小说展示了喧嚣、晕眩、疯狂的都市文化景观,传达了焦虑、荒诞、绝望的都市情绪,现代都市转而成为独立的审美主体被正式纳入到文学的表现领域中,为我国现代文学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新感觉派的作品不仅较全面地描摹了现代都市光怪陆离的生存状态,且广泛展现了都市错综复杂的精神面貌,由此,彰显出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其对都市人生人性的阐释标示出了该派文化眼光和心态的开放性及现代性。
  另一方面,新感觉派作家们总是带着一种沉醉和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都市人生、人性的病态进行阐释和揭发。他们毕竟是一群身着洋装接受西方都市文化的现代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沉醉于灯红酒绿的都市洋场之中。他们汲取西方现代派的营养,用自己的直观感受真切地表现了畸形发展的现代都市文明,却未能超越之上,原因在于他们大都沉溺于都市生活且缺乏可资参考的价值标准。这就使得他们的小说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上的直观揭发或恣意宣泄,难以上升到冷静剖析和理性批判的层面,从而削弱了其小说创作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 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A].鲁迅全集(第7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9.
  [2]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潮流派讲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艺在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03.
  [4]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J].杨义文存(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谭楚良.中国现代派文学史论[M].上海:学术出版社,1996:97.
  [6] 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J].现代出版界(第1卷),9.
  [7] 苏雪林.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A].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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